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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十四章 三国演义同人作品出现了(第1页)

之后的日子里,郭康虽然依旧很忙,但反而不用动太多脑筋了。公主的大婚复杂而冗长,但绝大部分时间,都是各种社交活动,仪式本身反而没有太多东西。

负责礼仪安排的彼得神父,教郭康各种流程的时候,还专门自嘲过。他说,当年拜上帝教的婚礼,其实只要三个人就行。新郎和新娘彼此宣誓,神父则在旁边代表天父见证。有些特殊场合,连神父都可以省略,只要两人互相接受,事后报备一下,就算形成婚姻了。

这种婚姻方式,很快在罗马帝国内部扩散开。因为传统的罗马婚礼过于繁杂昂贵,普通人根本结不起婚。但在社会大环境下,不出这个钱,双方家族都会觉得很没面子。结果,不但底层人结不起婚,连社会中层也因此被迫承受了重担,平白给婚姻增加了成本。

所以,拜上帝教提出了这个新思路之后,很多人顺水推舟就加入进来。因为接受了天兄的新教义,加入了教会的新组织,也就有理由摆脱之前各种陈规陋俗的束缚了。

彼得神父说,大家其实都知道,教义能够这么快地自下而上传播,和早期教会的这些特征,肯定是有关系的。但是,现在的情况,却已经改变了。

虽然教会理论上还在坚持教义,但婚礼仪式依然越来越复杂。入教的上层人士根本不管经书里的教诲,经常互相攀比生活的奢侈,仪式规模越来越大,开销也越来越惊人。

到了今天,婚礼的情况,和古罗马时代,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。虽然名义上是拜上帝教形式的婚姻,但古时候出现的问题,现在也一个不少地重现了。决定婚姻的依然是双方家族的父亲,大家看重的也依然是钱财而非灵魂的契合。修士们自己都没法解释,怎么会重复出现这种事情,只能怪罪于世俗欲望的腐化。但他们的呼吁,也总是没什么效果。

彼得神父对此很是感慨。早期的教会就是从底层展起来的,教会的生命力也来自于社会的根部。但现在,教会走上了古代罗马的老路,也不知道今后会不会有一个新的、来自基层的组织,重复一遍当年的情况,最终像教会取代古罗马祭司一样,把教会也取代掉。当然,他们估计也只能压制一段时间,最后一样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吧。

郭康对此也深有感触。他自己平时天天倡导节俭,也带头反对奢侈,但是除了自己,其实也管不到几个人。社会中的这些状况,可能确实不是他个人力量能够改变的。

而且,这些问题,也不是古罗马的个例。那个时候的汉朝,同样在面对相似的情况。

两汉时期,随着国家强盛,经济展,从上层到民间,都开始崇尚奢侈。贵人结婚,聘礼多至巨万,其他人也争相效仿。时人描述说,富人为此争相攀比,穷人则耻于不如别人,结果“富者空减,贫者称贷”,已经影响到了众多家庭的正常展。

而从结果看,能借到钱结婚的人,可能都不算真的穷了。当时,郡县的官吏,都经常有贫困不能结婚的。史书记录里,甚至有郡里议曹的掾吏,到了五十岁都没钱结婚的。最后,还是太守和同事们给他凑钱,才给够了聘礼。

汉朝的制度,郡里各曹的掾吏,是太守自行任命辟用的,全郡一般也就几十个编制。其中,议曹负责给太守出谋划策,也主持官吏开会,并整理大家的意见给太守上报。因此,一般只有亲信人员,才安排这类岗位。平时能直接在长官门庭下出入,号称“门下吏”,地位比普通的列曹掾吏还要高。这样的人都结不起婚,可见社会上的情况,到了何种程度。

《地理志》中,许多地方都以结婚成本高昂出名。都长安“闾里嫁娶,尤尚财货”,卫地“嫁娶送死过度”,蜀中甚至为了婚姻“倾家竭产”。因为社会大体太平,女子也能主动出击。史记说,从郑地到赵地,妇女精心打扮自己,还专门拿着乐器作为装饰,不远千里地出行,也不管对方老少,只希望富贵的人接受自己。

而且,不止是中原故地,连边疆地区,都迅沾染了这些习惯。汉代,九真郡地处交趾以南,当地土人十分原始落后,连耕种都不会,要靠打猎来和交趾人交换粮食维生;也没有稳定的夫妻关系,更别提形成家庭。不过就算这样,当地人也迅学会了索要聘礼,也不知道怎么这方面汉化这么快。

光武帝时,太守任延在九真郡推行教化,教百姓开垦田地,使用农具。还鼓励他们结为夫妻,组成家庭。结果土人也有不少因为没钱,交不起聘礼的,太守就带领各级官员,拿出俸禄帮他们垫付,因此同时娶妻的就有两千多人。

土人有了田地和家室,后来又有了孩子,从此安居下来。他们因此对任延十分感激,为他建造生祠,很多人还用他的名字给小孩起名。郡里遇到事情,土人就跑来助战,还主动帮忙守卫边关,因此连戍边的士卒都得以省掉了。

很可惜的是,这种情况毕竟是个例,大部分地区,官府对这些情况依然无能为力。朝廷里的官员也注意到了这种情况。汉宣帝的时候,谏大夫王吉就上书劝谏过,认为“聘妻送女无节,则贫人不及,故不举子”,可见这种风气已经影响了国家人口,必须加以干涉。

汉宣帝本人也下达了命令,规定低级官吏和普通民众的婚姻开支不得过上限。但皇帝的干涉,也没法改变社会风气,最终依然没能产生足够的效果。

整个两汉时期,也和罗马一样,没有找到面对这种问题的解决方式。而后世,这些情况也总会反复出现。这根本不是朝廷几道命令,或者大儒们苦口婆心教育,就能解决的。

神父们给郭康也不是第一次说这些。他们和郭康比较熟悉,觉得他看问题的视角独特,而且经常有好办法,因此总是像期待圣贤指点一样,希望他能直接给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。

但是,郭康毕竟不是真的圣贤。像蒸汽天兄这种工程,无非是因为,未来的人们早已有了成功的经验,因此他能直接确定正确的方向,带领大家去努力实现目标。但是,像这些问题,未来的经验就派不上用场了――因为哪怕几百年后,情况也没见有什么本质变化。

郭康根本没信心去宣称,自己那个时代,人们已经成功解决问题了。甚至,连当时社会正在尝试的这条道路,究竟是不是正确的方向,是不是已经看到了一些成功的迹象,他都不敢断言。自己都不能说服的状态下,让他怎么去说服和带领其他人啊。

当然,从长远看,整个文明其实也有周期性的自我调节。

人口减少和汉晋时期的朝政混乱是同步生的,这二者都会导致外族进入。外族的进入会进一步引社会混乱,而社会一旦动荡起来,这些奢侈的嫁娶活动,连同逐利的女子,也就消失了――毕竟那会儿,总不能去找石虎要彩礼吧。而等到秩序再次恢复,社会也就回到了一个周期之前,大家还没有骄奢淫逸起来的状态了。

虽然听起来,这根本不算是解决问题的思路。但横向对比其他文明的话,交给周期律保底,也是个不是办法的办法了。只能希望罗马能尽快复兴,至少让地中海世界这边,先有个周期律产生的土壤再说。否则,就算研究和讨论,恐怕也是白费功夫了。

而目前的情况,郭康只能先做自己可以做的那一小部分。他其实也不想把婚礼搞得大过头,但这个仪式,其实已经成了一种公用节日。上次凯旋,因为突意外,导致没玩够的市民,很多都在盼着这次的活动呢。

早在正式婚礼之前半个月,城里就开始了“预热”活动。虽然希腊人最喜欢的通俗戏剧少了很多,赛车场也冷清了下来,但新的热门娱乐,也在迅产生。

目前看来,只要有足够的市场需求,在大都这种地方,根本不缺相关的从业人员和作品。乱局结束之后没过多久,剧作家们就继续推出新作了。不少剧团被迫关停或者遭到取缔,但这反而让一度被垄断的市场,更加活跃起来。很多其他地区的剧团,都纷纷赶来,参与进这场“鲸落”的狂欢。

乔安娜写信给郭康说,她就抓住这个机会,从家乡聘请了一众艺术家,到这边开拓市场,还多次邀请郭康去访问、欣赏。只是,狄奥多拉最近管的很严,郭康就没空出去,所以只能都婉拒了。

而意大利艺术家,也只是这些外来影响的一部分。目前风头最盛的,其实还是从北方传来,又加以改进的“三国戏”。

罗贯中告诉郭康,他自己就是个三国迷,来到罗马之后,也多次采风,想看看这边流传的故事。因为早在他之前,三国人物和三国故事,就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,甚至随着早期世侯那一代人,传到这边来了。

这次,因为大都内部出现异常情况,汗廷紧急下达命令,把原本的驻军调走,又调来可靠的军队,在城内外布防。新进城的士兵,都是之前刚打完仗,正在庆功,还没解散回乡的老兵。等局势稳定之后,这些人便继续组织了几场活动,算是把两个功劳一起庆祝了。

这批老兵大部分都是河南人,他们的娱乐,也有当地自己的特色。大家也都喜欢唱些戏文小曲,但和大都之前流行的希腊戏剧颇有差别。

在剧本剧情方面,也是如此。大都这边,得到罗贯中来说书,意外火了起来,三国故事才算成为“显学”;而郭家的老家那边,都已经自行衍生出“关公斩撒旦”这种故事了。显然,对于三国故事,也比这边接触的要早不少。

老兵们的爱好引起了不少剧作者的注意,两边的不同风格碰撞之后,也自然而然产生了一系列新作品。只不过,很多作者的文化水平一般,也不太了解塞里斯历史,倒是想象力极其丰富,因此总是能搞出让人眼前一黑的剧情。

罗贯中说,他的三国话本,就是对三国历史的二次创作,本来也不应该抨击其他人,试图阻止他们再次进行改编的。但现在,由于突然的流行热潮,外头已经开始出现诸如“圣彼得和圣保罗在关公像前结拜”、“关公护送天兄出行,一路砸了五座犹太教祭坛,砍了六个祭司”之类的故事了。

罗贯中指出,改编不是乱编,戏说不是胡说。但现在,已经有人开始在街上,举行三国人物表演了。现在,毕竟是郭康自己的婚礼,他也不想让庆祝活动搞得太抽象吧。所以,多少还是管一管比较好。

郭康只能表示,现在他就是个傀儡演员一样的状态,活动什么的也不是他管。回头他还是给狄奥多拉说一声,看看那边的反应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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